陈映真，本名陈永善，1937年生，台湾莺歌镇人。1957年考入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1959年发表处女作《面摊》。他精通英、日语，又深受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作品呈现多情、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集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等。他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书系曾有广泛影响。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台湾作家吕赫若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两岸作家、学者就台湾著名作家吕赫若的作品及两岸的文学发展展开了融洽而热烈的讨论。期间，与会者还参观了鲁迅博物馆和茅盾故居。
在冬季一个寒冷、刮风的日子里突然见到陈映真先生那几乎称得上魁岸的身躯，不禁感到些许暖意———其实这暖意主要来自于早已知道他有着很浓很浓的“中国情结”，憎恨“台独”，因此很容易与他有一份血浓于水的亲近感。
话题从内地的台湾文学研究现状谈起，陈映真说：“内地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不错。文学是干预生活重要的武器，而大陆的文学批评是个人数庞大的队伍。现在有些年轻学者观念较新，当然，拾西方牙慧也是可以存在的，但这不是一条好的道路，台湾最不缺少的就是这些。精神和知识的殖民地化是非常可怕的。”
问陈映真是否常阅读内地的文学作品和期刊杂志，喜欢哪些作家？陈先生坦率承认：“我一直想了解内地文学界地图，但所知不多。我比较关注王安忆的创作，我认为王安忆很有才华，高出台湾女作家。这句话传到台湾是会得罪人的。”话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又接着说：“王安忆近期的小说《长恨歌》写得很好，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她没有必要写这种题材。”
在零下14°C的寒风中，我们一行数十人来到鲁迅博物馆，这是会议期间的一个活动，陈映真从始到终看得很认真。请他谈谈对鲁迅先生的看法，他立即回答：“这里值得看一天，我受鲁迅影响很大。”1945年台湾光复后，岛内有一种学习祖国文化的热潮，那时的书籍还是日汉对照本。到了50年代时，有一天他看到书架深处父亲珍藏的《呐喊》，他虽然不完全懂，但很喜欢，后来就到处寻找鲁迅的作品，鲁迅著作伴随了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对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鲁迅先生的白话文一出手就是好文章，是高度成熟的语言和小说形式，这是个奇迹。同时代的作家就很生涩；当时我们都是学英语的，而我通过鲁迅，和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接轨，这是我很大的幸运。”
陈映真对台湾文坛现状是有许多看法的。他说，1950年以前，也就是日据时代，台湾文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居多，延续了中国文学一种写实精神。1950年以后，台湾文化完全受美国影响，国民党割断了台湾和祖国文化的联系，70年代台湾出现的“乡土文学”是对此的反拨。现在台湾文坛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受外来思潮影响，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出现的；第二，消费文学，文学极端市场化；第三、影视文化代替文学，性和暴力充斥其间，文学已经麻痹和死亡。目前一些很年轻的作家创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作品的画面感强，另一个是电脑文学。
去年10月，内地女作家李晶、李盈姐妹俩的小说《沉雪》获得台湾《联合报》第19届长篇小说评审奖，陈映真是评委之一。问他《联合报》的评选依据什么，陈映真说：“评奖是从‘戒严时代’就开始的，评委左、中、右都有，而评选结果是各派平衡的结果。中选作品没有特别的、突出的倾向，有时会漏掉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近几年我常做评委，很深刻地感到语言文化的堕落，语言越来越荒芜，而鲁迅的语言很好，包括标点。因此评审于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这样的心情中读到李晶姐俩的作品，我很高兴。两岸对立的结果，是台湾的保护主义，不愿让大陆作品获奖，其实这是自保其短。只有公正，才能选出真正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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